事 實 可 信 性: 文 革 回 憶
本網頁所討論的一些人物的頁內連結：
戚本禹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毛澤東秘書 ，及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蒯大富 (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
陳伯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及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聶元梓 (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
王大賓 (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
彭德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吳焱金 (武漢市工人造反司令 )
魯禮安 (紅衛兵)
邱會作 (人民解放軍中將)
葉永烈 (作家)
季羨林 (北京大學教授)
(註: 與上面名單中的大多數人相比，吳焱金和魯禮安的知名度並不高而且活動範圍大多在湖北省。但他們是 1967年震驚全國的 武漢 "七二〇事件" 的見證人。在武漢事件中，毛澤東的安全受到威脅。 通常毛澤東是不坐飛機的。 由於事態嚴重，周恩來安排毛澤東乘飛機匆忙離開武漢。)
上世紀 六十、七十年代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近代舉世矚目的大事。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特別提到 「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以下是中國政府 2005年對文化大革命的描述 (從中國政府官網下載):
因為各階層的中國人都深受其影響，許多文革參與者寫了回憶錄。其中一部分人寫回憶錄的原因是希望國人吸取教訓，避免未來再次發生類似文化大革命的動亂 ( 例如，下文介紹的魯禮安)。然而，人的記憶並不是完全準確的。我們如何知道回憶錄中的 「事實」是可信的呢？ 同樣，我們如何知道 "權威人士" 的「文革歷史」敘述是正確的呢？兩者比較，我們如何決定哪一個事實版本更可信？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對「事實」的認知是基於閱讀他人對事件的回憶或報道。本網頁收集了一些與文革有關的回憶錄和文章，以讓我們思考一些「事實」的可信性。
(甲) 戚本禹
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同月28日，其回憶錄 《戚本禹回憶錄》 在香港出版。這書的大部分內容與文化大革命有關:
戚本禹 1931年5月出生於山東威海，1942年遷居上海，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被選入中南海工作。1966年後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5月28日，中共中央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戚本禹成為成員之一，名列 穆欣、姚文元之前 (注: 姚文元是後來被稱 「四人幫」成員之一)。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機構。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對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公開的不點名批判從此開始。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文章中的 "三年困難時期" 是指大躍進 和 "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後來被認定為劉少奇)。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 ”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 ”左” 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 ”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1967年7月20日，七二〇事件發生。武漢發生大規模群眾動亂，多人死亡或受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開始向毛澤東進言解決「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問題。8月，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被送到秦城監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 18年，剝奪政治權利 4年。戚本禹 1986年出獄後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 (刑期由 1968年起算)，至 1990年代初退休。2016年去世，終年84歲。
回憶錄出版後，許多曾參加過文革的人士批評該書存在許多事實錯誤。 例如，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室秘書的逄先知和四個 “八司馬” 的成員寫了一篇長長的評論，指出了一些主要錯誤。(注: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開始整風運動，林克、吕澄，戚本禹等八個年輕幹部向上級反映中央政治秘書室存在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當時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不滿。因當時反右運動已經明朗化，他們借反右運動批判這八個年輕幹部，稱他們「反黨」。中共中央主席 毛澤東得知此事，解救了 戚本禹等八人，將他們比作唐朝的「八司馬」)。在評論的結尾，他們寫道：
"這次座談紀要說了那麼多，目的就是用我們的親身經歷和觀察，並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說明 戚本禹是怎樣一個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術不正，為了抬高自己，以至實現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擇手段地什麼都乾得出來，可以完全不顧事實，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而且說得活龍活現。一般善良的人也許很難想到他竟會到這種程度。只有了解了一個人的人品心術，才能準確地判斷他所說的話有多少可信度。希望這些我們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實和引用的檔案材料，能對讀者避免上當受騙，多少有所幫助。"
(註: 逄先知曾是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自殺時的下屬。隨後戚本禹接手為毛澤東秘書。1980年3月，中共中央宣佈為田家英平反。)
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反駁了《戚本禹回憶錄》 的內容。 以下是 2016年發表的 三篇反駁回憶錄文章。
但其他人對這本回憶錄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位筆名 "頑石" 的人寫了一篇名 "良知書信史，大義寫春秋" 的評論，說："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拖拖拉拉，我終於全部看完了《戚本禹回憶錄》。 之所以看得有些慢，除了被諸多瑣事耽擱，還因為我看得比較仔細和認真，其間我多次翻出《毛澤東年譜》以及相關領導人的文集、回憶錄、傳記進行比對，最後得出 的結論是：《戚本禹回憶錄》堪稱信史，所涉史料真實可信"。他又寫道："而有些人 (如王力、李志綏) 雖然寫了《回憶錄》，但那是“遵命文學” “馬屁文學” “造謠文學”，這樣的歷史敘述只能是傷害歷史"。
(註: 頑石寫了很多與當時權威人士意見相違的文章，例如 "我為什麼要歌頌毛澤東時代？"。這可能是他用筆名的原因。他寫了一篇名為 "只有正視歷史，方能開創未來－文革起因探源" 的文章，裏面有簡單介紹自己："頑石出生於文革前，到文革結束才十二三歲，屬於既經歷了文革時代但又基本沒有參與文革的一代。 尤其像我，生活在偏僻的鄉村，就更少有對文革的直覺感受。 這樣的經歷，對於研究文革固然有不能彌補的缺憾，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可能更客觀，因為我既非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也非它的受害者，我因此可以完全不受 個人恩怨的左右去審視和探究那段歷史"。)
請閱讀下面還擊上述逄先知評論的文章：
文中提出了一個觀點："特權邏輯與草根邏輯的巨大不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首先發現的。 一個人是否當權，很容易帶來文風和說理方式的蛻化變質，由強調說服力的草根邏輯到關注棍子打擊力度的特權邏輯"。更寫："國中語文課中間，老師曾經告誡我們：需要用真實的材料（論點）經過合乎邏輯的推理過程，才能夠得出可靠的結論。 在寫文章的時候，材料一定要真實而不能夠偽造，推理過程要周延並符合邏輯要求，這樣，才能夠得出可靠的結論來。 應該說，每一個沒有特權的人士，都需要堅持這個最起碼的要求，因此，這是一個人處在草根地位上不可能背叛的要求。 有了特權和地位之後，很多人傾向於違反草根邏輯，開始有了扯大旗作虎皮的條件，這樣，特權邏輯就產生了"。
文章舉了幾個例子。以下是前兩個：
"戚本禹回憶錄說毛主席是看了他上送的材料之後，為毒蛇咬死的農民而流淚了。 逄先知的反駁說這是看了曾希聖的電報流淚的，這個反駁在邏輯上不夠周延，為了推理周延需要增加一個小前提：毛澤東只為此流淚過一次，而這一次流淚是在看到曾希聖電報 時流淚的，據此才能得出邏輯週延的結論──戚本禹說了假話。 因為推理缺少了至關重要的小前提，因此就不足以駁倒戚本禹，在邏輯上還遺留了這樣一個空白：毛主席可能不只一次流淚。 （上部分 P22-23)。 由於極度忽視邏輯要求，在反駁戚本禹參編毛澤東選集時也一樣出現了漏洞，戚本禹說自己參加過 1-3卷的文章編輯過程。 逄先知的反駁卻說直到 1953年才出版完畢，在時間上戚本禹有著 "不在場" 的證據，這個不在場的證據其實是無效的，其間的邏輯漏洞是：如果假定編輯過程是在編完一卷 （或一篇）之後才進行下一卷（或一篇）的編輯作業，否則的話，完全有可能是先全部過一遍再逐次完成。 逄先知要進行邏輯周密的反駁，需要指出一個從頭到尾都只存在著嚴格按照順序進行編輯作業的史實，某月某日只進行到某卷某篇，此後戚本禹就沒有參加了，我們很遺憾 地看到，逄先知先生並沒有提供這樣的史實。"
至於逄先知說他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 作者不認為有說服力: "由於對推理邏輯的極度忽視，逄先知等人即便有著檔案館豐富資料作為依托，所進行的反駁力度也極其有限，很難說服認真的讀者"。(註: 很多政府文革檔案至今並未公開)。
文章的結論：戚本禹回憶錄所描述的事實比逄先知更可信。
(註: 文章作者老田，真名田力為，是一名獨立學者)
根據百度百科，逄先知是中共十三 大至十五大代表 (1987年至1997年)。 1991年起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著作等身。逄先知可以說是權威人士。戚本禹和逄先知的 "事實"，可信性如何呢？
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特別法庭宣告 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年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將對 江青原判的死緩，減為無期徒刑。1991年 江青自殺身亡 (終年 77歲)。
2015年 戚本禹發表 《回憶江青同志》
與戚本禹的回憶錄一樣，人們對他文章的可信性持有不同的看法。下面的兩篇文章 (同一作者) 寫道：
"平心而論，戚本禹在洋洋 4萬餘言的回憶中，確實披露了一些局外人難以知道的事情，至於是否屬實則應另當別論了。在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戚文中有不少閃爍其詞，言過其實乃至歪曲事實、信口雌黃之處。總的感覺是，半個世紀過去了，滄海桑田，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經歷了大起大落的戚本禹雖然成了八十多歲的老人，但他仍同文革中被關押之前一樣，中邪甚深、極端狂傲的政客習氣依然故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和長進。"
但下面的文章持相反的觀點，寫道：
"在 江青同志誕辰 100週年之際，在紀念會上我發表了《隆重紀念江青同志誕辰 100週年》講話。用大量事實揭露了走資派給 江青編造的 “罪狀”，截穿了走資派蓄意捏造的對 江青同志的人身攻擊種種謊言。走資派陷害 江青同志，是他們反毛、反文革、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面貌的大暴露。憑我掌握的材料，認為 戚本禹同志介紹 江青同志的情況，完全可信，值得一讀。" (註: "走資派" 是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人物是 劉少奇，鄧小平 和 陶鑄)。
下面是上述文章的作者和 戚本禹 2014年 的照片（戚本禹在前排中間; 不知道作者在照片中的位置）
附錄: 戚本禹其他資料:
(1) 戚本禹似乎對中國國學很有研究，以下是他的一些作品：
著作：
《孔子批判》
《周易十日談》 (增補版改名《周易十講》)
《墨子十講》
《孫子兵法十講》
中國歷史人物論集：《先秦人物論》、《秦代人物論》、《兩漢人物論》、《三國人物論》
編輯：
《孫子兵法大辭典》
《中華易學大辭典》
(2) 戚本禹非常支持習近平。 下面的文章描述了他和幾個同志之間的一次會面："記得在十八大之前與幾個同志去拜見戚老，當時 戚老指著在場的幾個同志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支持 張宏良，張宏良的任務就是支持 習近平順利上位。"
(乙) 其他早期文革參與者的回憶錄:
一些 "造反派" 人士也寫了回憶錄。文革時 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 被稱為 "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以下是他們和其他人的一些回憶錄。
**本頁沒有介紹譚厚蘭 (1937-1982) 的回憶錄。根據維基百科和國內報道，1966年11月在戚本禹、林傑（亦說康生）授意下，譚厚蘭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率隊 200多人到山東曲阜衝擊「孔家店」。譚厚蘭等人聯合當地造反派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砸毀國務院 1961年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多軸，其中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七百餘冊；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刨平孔墳，挖開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墳，對其曝屍批判。專治經學的周予同教授被專程解押到場逼着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押着參加過 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學者陪孔子塑像遊街，稱之「為孔老二送喪」。
這是國內 2009年更詳細的報道:
(1) 一位文革學者稱： “開篇不說蒯大富，說盡文革也枉然”。許愛晶 (造反派五大領袖韓愛晶的筆名) 在 2011年出版 《清華蒯大富》，講述蒯大富的人生經歷 (尤其是文革經歷)。這本書的作者以戰友身分提供了有關蒯大富的一些資料。這是一本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寫了關於另一個參與者的專書。書中也提到了韓愛晶在文革時的活動。也可以說它是一本蒯大富和韓愛晶的共同回憶錄。
這是這本書的筆者聲明："本書是眾人勞動的成果。 本人嘗試用「還原加討論」的方式研究文化大革命典型人物蒯大富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清華大學的政治鬥爭。 本書是學術性的，本書不是演義，本書更不是小說。 本書與那些用真名實姓演義故事的書涇渭分明。"
這本書的自序有兩句話:
"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還有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 也有人說歷史是人民寫的。
筆者認為歷史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常由勝利者來寫成。 但歷史過程中當事人的真實言行，包括當時的真實想法是無法改變的。 史實不容打扮也不由勝利者斧削。 歷史真實只有一個，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終究要說話！"
這是此書出版時的簡短介紹：
1982年11月24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以反革命煽動罪向蒯大富起訴。《清華蒯大富》書中寫道：
"因為對 "反革命罪" 我始終不認帳。 根據《刑法》，"反革命罪" 必須有反革命動機，他們說我 "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法庭辯護時檢察官、法官被我完全駁倒。 我對他們說，《刑法》第90條：反革命要有動機和行為，要怎麼證明我有反革命動機？ 1983年開庭，審1966年的案件。 如果回到1966年，我21歲，至少有幾個沒看出來：第一，毛主席會犯錯；第二，林彪、江青為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被冤枉的。 我說我是非常純粹的革命的動機，怎麼可能反革命？ 我跟公訴人說：您比我大十歲，1966年，您認為毛主席犯錯了嗎？ 您當時已經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 您從來沒喊過 "打倒劉少奇"？ 假如您也一樣不知道，您今天起訴我反革命 . . . .
後來檢察官說：拒絕回答被告的問題。
我說：我啊，現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國家起訴我，我不得不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現在法庭辯論階段，我剛才的發言與本案有關，你必須回答，不回答可以， 你現在就要撤銷起訴我。"
最後蒯大富被判犯了反革命煽動罪 (還有其他罪)，處以有期徒刑 17年，剝奪政治權利 4年。
以下有一篇文章指出了書中一些有爭議的事實：
「文革回憶錄」可信度之我見 ——兼評《清華蒯大富》一書的失實
[ 文章最後一頁列出了六個標準來考核 "可信度"。但是否有用則有疑問。例如，第五是 "難以置信者：以 "筆名" 寫的 "回憶錄" （權且如此稱之），如許愛晶寫的《清華蒯大富》之類的書，只可以當小說或其他作品來讀"。 不過很多人用筆名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有其他正當理由。例如下文提到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 陳伯達便有大約二十個筆名; 而全國聞名的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有些人更把自己的名字暫時改變。例如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常常用 "肖力" 作為自己的名字。]
但下面這篇文章卻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許愛晶的書 "更接近真相"。它寫道："我通讀此書之後，感到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它展示了更有說服力的原始材料，給出了更接近真相的歷史解釋。. . . 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作者也檢視了自己打彭德懷的錯誤，而對當時的政治對立面王光美在挨鬥時的表現，他卻不惜給予稱讚。 這都表現了作者的理性精神。"
(註: (1) 下文討論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的王大賓中有 "打彭德懷" 事件的簡單描述; (2) 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妻子)
下文介紹的 吳焱金 也寫了評論。他寫: "花三天時間逐字讀完，我不得不認為這是我看到寫文革的最客觀。 最真實。 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2) 陳伯達（1904年 - 1989年）曾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和 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 1966年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中共第四號人物，是中共九屆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因堅持設國家主席，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1970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失勢並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陳伯達被打倒。1981年，被中國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於1988年刑滿出獄 (刑期由 1970年起算)。
陳伯達出獄後，由於長久停留在自我譴責和頹廢中，晚年不再談論政治。在接受葉永烈的採訪時表示 (網頁下面有葉永烈的簡單介紹)：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人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
2005年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編纂了《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書裡有一章的標題是 “批判相對論事件” (366-372頁)。陳伯達說他對相對論知之甚少，所以他不會批判相對論。但一篇題為 "文革中的《自然辯證法雜誌》" 的文章寫道 (61 和 62 頁)：
"對相對論的批判早在 1968年便已先在北京開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當時把科學界批判愛因斯坦和文藝界批判斯坦尼斯拉夫基定為理論批判的兩個中心課題。隨之批判逐漸進入高潮。在批判者們眼中，「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當代自然科學中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語言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的典型」。1970年4月，陳伯達還在遲群等人的陪同下，親自到北京大學召集會議，號召要把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搞成「群眾運動」，並提出要召開萬人大會來進行批判。1970年8月陳伯達失勢後，北京方面的批判活動也相應地偃旗息鼓，而上海方面以「理科大批判組」為主力的批判卻掀起了另一個高潮，並從 1973年起在《復旦學報》等刊物上連續發表系列批判文章。"
誰對? 誰錯?
葉永烈寫了很多書，其中之一是《陳伯達傳》。
在一篇名為 "葉永烈談《陳伯達傳》" 的文章裡，葉永烈說:
"我認為身為作者，也應該對傳主有自己明確的判斷。 "文革" 中的中共中央文件，給陳伯達戴了五頂帽子，即 "叛徒、特務、反共老手、托派、反革命修正主義者"。 在採訪過程中，我對陳伯達說，這五頂帽子我覺得都不存在。 這份中共中央文件我仔細看過之後，裡面有很多疑問，像是 "反共老手" 這個罪名，之前陳伯達寫過很多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的文章，怎麼會是 "反共老手" ? 他曾經被逮捕，但是沒有叛變，不是叛徒。他也不是特務。 他在莫斯科只是跟托派有點接觸，不能算托派，更何況隨著托羅斯基平反，托派本身也要重新評價。 至於 “反革命修正主義者”，是 “文革” 語言，這個罪名也不能成立。 所以我逐一否定了加在陳伯達頭上的五頂帽子。 我認為寫人物傳記，尤其是像陳伯達這樣的錯綜複雜的人物，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準確判斷。"
葉永烈說陳伯達 "寫過很多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的文章"， 這是陳伯達寫的其中一本書:《人民公敵蔣介石》。
葉永烈曾經是文革受害人 (見網頁下面葉永烈的介紹)。但他也對政府加在曾任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頭上的帽子表示質疑。
(3) 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的聶元梓 (1921-2019) 在 1966年5月25日與北大哲學系另 六位教師貼出了被稱為是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來表揚它，並且 8月7日在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年8月 1日至 12日) 會議中印發 (一年後才由人民日報刊登)，借此正式開始批判劉少奇，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從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排位下降至第八。這是毛澤東的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 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 1962年的右傾和 1964年形 "左" 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聶元梓後來被安排上天安門城樓，在群眾面前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但在 1983年 (文革結束後) 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處 17年徒刑。 聶元梓在 2005年出版《聶元梓回憶錄》的自傳，在 2017年出版該書修訂版 《我在文革漩渦中》。《我在文革漩渦中》書裡用一篇題為 "該由誰來承擔歷史的罪錯？" 的文章作為自序 。文中用她的 "事實" 版本來反駁刑事判決書的 "事實"。令人質疑哪個版本的 “事實” 才是正確的。下面是:
有些人懷疑聶元梓回憶錄的可信性。例如，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名人」牛輝林 (「井岡山兵團」頭頭) 讀完她的回憶錄後寫: "這世上的事無巧不成書。40年後的 2006年，我看到了聶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責任推到了我的頭上，說是我逼著她領路去抄吳優之的家。"
聶元梓寫了一篇文章質疑牛輝林對事件的說法：
這是鳳凰周刊 第518期 對聶元梓的報道 (文章發表於2014年):
聶元在 2019年去世。這是上述獨立學者老田寫的 "教科書一般的人生經驗：聶元梓的九十八年"。
不過一位人士看過老田的文章後，寫了一篇評論："聶元梓是一本怎樣的書？" 文章寫："從《烏有之鄉》網站看到老田的照片，相貌其實不老，也就４０－５０歲，他怎麼會產生這樣的結論呢？ 這類未經過文革的中年人對文革並沒有切身的體會，卻產生了這種肯定文革和文革中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不讓人感到，否定文革的思想並未深入人心，徹底否定文革的工作 還任重道遠"。
上文提到有些人擔心文化大革命會再次發生。這位人士似乎是其中之一。
(4) 另一個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 王大賓 (1941 - 2019) 也在 2015年出版了他的《王大賓回憶錄》。他最著名的事蹟是在 1966年帶領造反派紅衛兵從四川揪回彭德懷到北京 (彭德懷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註: 王大賓在在彭德懷事件中的角色有點複雜。 有興趣者可以閱讀這篇文章: "徐海亮：自知者明－謹以此文送別王大賓"。)
1968年，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王大賓在 1971年被押解至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開除黨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他被指控在 1966年至 1968年追隨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 而再被判有罪。在《王大賓回憶錄》書裡的第二篇序 (一個叫 "史實" 的人所寫)，題為 "我為王大賓作無罪辯護" ，指出判決事實不清、法律錯誤 (請閱讀第 15-21 頁）。例如，關於政府指控王大賓非法拘押彭德懷，法庭不允許王大賓提出一個事實 -- 他是遵循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来總理的指示而揪回彭德懷。根據王大賓回憶錄，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他屬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去四川揪彭德懷。王大賓到達四川後與彭德懷談話，認為彭德懷是無辜的。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文革小組。但文革小組和周恩来一再指示要揪回彭德懷。
如果王大賓回憶錄中所述的事實是正確的，王大賓有罪嗎？同樣，上面提到的 蒯大富有罪嗎？
彭德懷在押回北京後被關獄中。在康生和陳伯達的支持下，1967年 7月9日 紅衛兵造反派領袖韓愛晶強行針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要彭德懷交待「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反對『三面紅旗』」?「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 又當眾被打耳光。 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額受傷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彭德懷 1974年去世。他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僅寫着化名「王川、男」三個字。去世前他希望見妻子浦安修一面，但當時正在北師大進行勞動改造的浦安修拒絕見他。浦安修曾經在彭德懷於 "廬山會議" 受到毛澤東批判後主動提出與彭德懷離婚，但未獲批准。1978年彭德懷恢復名譽。彭德懷平反後，在追悼會的準備期間，浦安修請求恢復彭德懷夫人身份參加追悼活動。但彭德懷的姪女彭梅魁、彭鋼、姪子彭康白聯名向中央辦公廳提出：浦安修不能以「夫人」的身分參加追悼活動。最終中央以離婚未批准為由，還是認定浦安修是彭德懷夫人。據說中央曾經派彭德懷老戰友黃克誠勸說 (黃克誠和彭德懷在 "廬山會議" 上一同被批): "當時是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人的性格都扭曲了，不能以當時發生的事情作依據來評斷人。 儘管浦安修提出離婚，但可沒有批准，既然沒有離婚手續，當然還是合法夫妻。 那時浦安修每去一次彭總的住處，回到北師大後，組織上就逼她寫匯報，她是何等的違心、何等的無奈呀！ 她能從『運動』中走過來，也不容易。" 浦安修在 1991年去世。彭家沒有讓浦安修和彭德懷合葬。
據說彭德懷有一位同鄉原配夫人名劉坤模。因為彭德懷身為士兵需要四處打仗，兩人失聯多年後劉坤模被迫改嫁。當他們再次相遇之後，彭德懷和劉坤模結束了夫妻關係。但他們一直保持著同志關係。
下面是彭德懷和浦安修的照片:
這是《帥府家風》一篇文章介紹彭德懷的開場白: "彭德懷元帥是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是一位赤貧出身的元帥；是打仗時間最長的元帥；是死得最慘的元帥；是惟一沒有親生子女的元帥；是性格最為剛烈的一位元帥 。"
下面是一篇關於他的文章：
彭鋼 是 彭德懷元帥姪女，少將軍銜。 曾任解放軍總政紀檢部長，軍委紀委副書記，全國婦聯副主席，十四屆中紀委常委。
根據人民政協網 2014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鄧小平親自批示平反的冤假錯案" 的報道: "「文革」中製造的冤假錯案有200多萬件，有幾百萬人被錯誤處理的"。
報道中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照片標題寫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懷、陶鑄追悼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圖為鄧小平在追思會上為彭德懷致悼詞"。似乎，中央政府認為彭德懷事件是一個重大冤案。
(上面提到彭德懷在 "廬山會議" 給毛澤東寫的信和被批判。 本網站有一個網頁 "推論正確性: 錢學森" (連結暫時刪除)，其中有 "廬山會議" 的簡單介紹。)
(5) 下面是武漢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個司令 吳焱金寫的一本書：
(註: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出自宋代 辛棄疾的 "京口北固亭懷古" 一詞: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一位自稱是 "吳焱金同志口述之事，有些事我就是活著的見證人" 的曾凡兵寫了一篇 "讀《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有感"。這是第一段：
"讀吳焱金同志口述，鐘逸同志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思緒萬千，感動良多。 多少年來，關於文革，關於造反派，只有主流媒體的一家之言，造反派沒有了話語權。 一面之詞的蠱惑與誹謗，掩飾了血寫的事實，似乎假話一千遍便成了真的。 然而，歷史終歸是歷史，事實終歸是事實，胡適說歷史是個溫馴的小姑娘，任人梳樁打扮的謬論是成則王侯敗則寇的荒謬倫調。 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武漢市一個工人造反派的頭頭，用他的親身經歷，用他所經歷的血染的事實，告訴了人們武漢市的文革真像。 這是一部珍貴的文革史料。 給予今人、後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是一部造反派自始至終慘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真實歷史，給予今人、後人諸多的人生啟迪"。
曾經是 華南工學院無線電系紅反團的 賀光宇教授也寫了一篇讀後感: 錄文革實事 還歷史真相 —— 讀吳焱金文革回憶錄《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賀光宇寫道：
"多年以來，資產階級的吹鼓手們在文學領域中大搞 “傷痕文學”，用所謂的 “切身體會” 來咒罵文化大革命，污衊革命造反派。在電視、電影等各種宣傳手段中，文化革命成了 “浩劫”，造反派就是專搞 “打、砸、掄”，專門 “殺人放火” 的 “惡魔”。但事實真相又是怎麼樣呢？
首先，我們來看在傷痕文學中屢見不鮮的抄家、打老師的現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在文化革命中，此類事件在各地確實都有不少，可這類事都是誰幹的呢？參加過文化革命並能尊重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事都是發生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8月）的 “保爹” “保媽” 派紅衛兵（即造反派紅衛兵所說的 “三字兵”）的身上，而這些 “保爹” “保媽” 派紅衛兵這樣做實際上是在貫徹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形 “左” 實右的路線，以此來轉移 “批鬥走資派” 的鬥爭大方向。"
《戚本禹回憶錄》也有類似的描述。請參考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 "知識分子在文革運動中受到的打擊":
"在文革結束以後，把這些打人的事情都說成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進行的，這完全是謊言。中央文革小組從來都是堅決反對並製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時，許多有關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定，都是由 劉少奇、鄧小平在一線領導的常委會和書記處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當時的發言權還很小。"
在同一章中，戚本禹寫到了作家老舍的死:
"老舍的死在當時震動很大。 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須溝》時候，我也在場。 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 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 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熱悉。 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 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如同喜歡郭沫若。 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之人。 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那時定下來的。 老舍聽了非常高興，因為他是滿族人。 他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麼多的漢人，覺得抬不起頭來。 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毛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也是有功的。 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 可是大家都喜歡的老舍，怎麼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 對老舍的死，江青問我們好幾次，究竟是誰把老舍弄死的？ 她甚至懷疑是不是周揚餘黨指使人幹的。 我們都說不可能，我們認為周揚餘黨沒有這麼大的力量，也沒有這種必要。 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 她讓我去查。 我曾經懷疑是葉向真這些人搞的，但査無實據。 江青又叫謝富治去查，也沒有査出實據來。 査了半天，有人把責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潔青和他兒女的身上，說她們要和他劃清界線。 老捨在外面挨鬥，回家又挨罵。 他找不到溫暖，這才自殺了。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他們來人審問我的時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這件事，他們只提鬥爭王光美、劉少奇的事。 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 他們卻不回答。 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幹的，但他們不好說。"
依照 曾凡兵，賀光宇，和戚本禹的事實認知，"主流媒體" 和 "走資派" 一直在說謊。(註: "走資派" 的代表人物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死後，"走資派" 打倒 "造反派" 而取得國家統治權)。上述的作者 "頑石"，也可能是其中一人。
文革後吳焱金被判刑。在 2010年他寫了一篇 "笑評當年判決書" 指出罪狀的的荒謬。這與 蒯大富，聶元梓 和 王大賓 對判刑的指控相似。
法院判定的 "事實" 可以說是權威人士驗證的事實。這些 "事實" 與吳焱金，蒯大富，聶元梓， 王大賓，與下述邱會作中將 所說的 "事實"，可信性如何呢？
(註: 賀光宇提到的 "傷痕文學"，請參閱百度百科:
"傷痕文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文壇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它得名於 盧新華以 “文革” 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説《傷痕》。
十年文革期間，無數知識青年被捲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傷痕文學” 的出現直接起因於上山下鄉，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 “傷痕文學” 是四川作家 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 “文革” 對 “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 的 “扭曲” 所造成的 “精神的內傷”，有的認為該篇發出的 “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 的時代呼聲，與當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説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啓蒙精神。"
(6) 另一個文革參與者 魯禮安 (武漢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要組織 "北決揚" 創始人之一) 在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獄，罪名是 “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和參與反革命活動。一九七九年出獄後寫了一本不同的文革回憶錄 (《仰天長嘯: 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據這本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的介紹，"作者在書中以毫不掩飾的筆觸, 極其坦誠地記錄了自己文革之初響應號召奮起「造反」時的狂熱、愚忠和迷惘；狂熱後的反思, 反思中對真理的探索, 以及隨後蒙冤入獄所受的苦難, 和在失去自由的漫長歲月裏, 是如何抵禦黑暗、戰勝孤獨, 經受住了單人牢房這種被恩格斯稱「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長達十一年摧殘的心路歷程。"
(註: "仰天長嘯" 出自一首詞。此詞一般認為是宋代抗金將領 岳飛所作。詞牌名 "滿江紅": 怒髮沖冠，憑闌處，潚潚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
魯禮安書上針對他的 “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罪名寫: "支撐我活下去的另一個力量，是我漸漸恢復了自己的信心。我從最初入獄時的自認罪孽深重，死有餘辜的誠惶誠恐中慢慢清醒過來。曰復一日，年復一年，我終於相信自已其實並沒有犯什麼罪。這實在是一個漫長艱難的蘇醒過程。人生應享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一個國家的公民怎能僅僅因為對另一個公民，那怕是這個國家最偉大最優秀的公民有所議論，便要被剝奪掉應享有的一切公展權利而宣判有罪呢？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黨的領導人如他們自己所聲稱的，都是普通勞動者，除了分工的不同，本身並沒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特權。那末黨的最高領袖也應當與黨的其他領導人等同視之，也不應亨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特權，為甚麼就絲毫不能批評呢？不准批評，是不是正是一種特權呢？"
魯禮安解釋了他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
"遺憾的是，如今「演義」式的「回憶錄」太多，特別是一些「名流聞人」，回憶起文革往事來，更多熱衷於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塗脂抹粉。更多的國人則是有意無意「封閉 」了對那段曠世劫難的回憶，大家彷彿全都患上了「失憶」、「失語」症。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一個如此「 健忘 」的民族恐怕是有危險的。須知有人正在遺忘的廢墟上種植謊言的種子，這些謊言的種子不多年後會長成成片的森林。到那時，人們將不再知道那場浩劫的真相，不再知道權力者的罪悪，不再知道民族的苦難和悲慟，「 白茫芒一片大地真乾淨 」! 那麽誰能保證歷史悲劇有一天不會重演？"
一個中國作者高伐林寫了一篇關於魯禮安和他的書的文章 (高伐林在 1990年移居美國)。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魯禮安的資料，可以閱讀：
讀完魯禮安的書後，上文提到的 賀光宇教授批評 魯禮安為 “跳梁小丑” 和 “文革叛徒”。據賀光宇寫，在文革時期他認識魯禮安。他不認同魯禮安的敘述。上述 吳焱金寫的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也提到魯禮安。 例如，吳焱金在第 111 頁寫: "魯禮安：1946年生，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敢死隊、北斗星學會、“決派” 負責人之一，曾主編《揚子江評論》，因 “北決揚” 一案被關押12年，免予刑事處分，2006年4月離家出走下落不明"。
這是兩位文革見證人為這本書寫的 兩篇序。
第一篇序解釋為什麼寫這些回憶錄很重要: "十慘烈的治劫，十年幾乎讓中國人民崩潰的災難，在紙醉金迷的今天，彷彿只是一段陳舊的歷史故事，是過去的老人們墳前的一叠錢紙，是無數飯店酒館的餐桌上的一杯老酒，是年輕的白領們的幾聲俏笑。連對它的牢騷，人們都快聴不見了"。
第二篇序寫道："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成為歷史了，但是「文革」中有許多的真假是非問题都未弄清楚，人們還沒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區分開來 ..."
第二篇序提到的 "白樺" 在 1979年了寫一部電影文學劇本 《苦戀》。劇本在 1980年底被導演 彭寧改編成電影，名為《太陽和人》。這部電影提出了幾個尖銳的問題，導致被 鄧小平批評。《太陽和人》在國內被禁映。但由台灣 王童執導的《苦戀》電影在國外則有上映。有些人已將這部電影上傳到互聯網。 有興趣者可以去網上搜索一下。
(丙) 其他:
(1) 軍隊中的許多人也受到文革影響。邱會作 (1914-2002) 是人民解放軍中將，在 1960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衝擊。1967年1月，邱會作受到總後勤部造反派的攻擊，被抓走接受批鬥，遭剃陰陽頭，被毆打至肩胛骨骨膜、肌肉斷裂，右肋骨斷裂並橫出，多次昏厥。後邱會作派人寫密信向林彪求救，林彪親自下令將邱會作放出。在林彪的提拔下，邱會作1968年又兼任副總參謀長，1969年4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但 1971年因林彪事件 (亦稱九一三事件) 被免職，1973年被開除黨籍。1981年，被指控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特別法庭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 5年，同時剝奪所獲勳章。
邱會作之母，妻子和五個孩子也受到株連。邱會作之母是 1928年的蘇區村老幹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瘋癲病人。1971年 (林彪事件後) 被取消護理，不准家屬探視，又停醫、停藥，1972年初邱母餓死在小屋中。
邱會作在 2011年出版《邱會作回憶錄》。第 43章的標題是 “公審鬧劇” 和第 45章的標題是 "空前的大冤案"。邱會作指出了審判中使用錯誤事實所以做成冤案。
邱會作的回憶錄還稱，1981年他與四人幫的 王洪文在同一所監獄。回憶錄披露了王洪文在監獄中的一些待遇（見第927至932頁）。(注: 王洪文曾被毛澤東選為他的接班人。在毛的授意下, 時年 38歲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三號人物，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王洪文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僅次於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註: 當時周恩來已經去世)。但在懷仁堂事變時與四人幫其他成員一同被捕。)
其他軍人也寫了回憶錄。例如 李作鹏 (1914-2009;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同時兼任海軍黨委第一書記) 和 吳法憲 (1915-2004;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
(2) 《「四人幫」興亡》和《「四人幫」全傳》 ( 《江青傳》、《張春橋傳》、《王洪文傳》、《姚文元傳》) 的作者 葉永烈（1940年 - 2020年) 在接受《南方周末》周報訪問時談到了尋找 "事實" 的困難。以下是採訪內容：
他對一些人在著作中寫 "事實" 的方式提出了一種看法："我 "膽子" 很小的，從來不敢這樣虛構。我認為如果你的作品摻了 1% 的這種假貨，人家讀者就會懷疑你那 99%。 所以我的書裡，毛澤東的話都是有出處的，我沒有虛構過毛澤東跟江青在房間裡的大段對話，如果虛構這樣的一大篇對話，讀者就問你，那時候沒有錄音機，你又 不在毛澤東身邊，他們的對話從何而來？ 你只能說我是虛構的。 如果說寫電視劇，或是你寫的就是小說，那你是可以這樣寫的。 當代的重大歷史題材的紀實文學，我認為是不允許這樣來虛構的。"
不幸的是，市面上有許多帶有這種 虛構 "事實" 的新聞報導和評論。但我們如何識別它們呢？
(註: 葉永烈的成名作是《十萬個為什麼》。該書自從 1961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以來，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作。1960年，年僅 20歲的葉永烈應少年兒童出版社之約，參加了《十萬個為什麼》的寫作，成為《十萬個為什麼》第一版最年輕也是寫得最多的作者。在此之後他也參與了之後五個版本的寫作，前後長達半世紀。《十萬個為什麼》文革時被打成 “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個單位組成的 “工農兵批判聯絡站” 的批判。 葉永烈因是「大毒草《十萬個為什麼》」的作者而遭到迫害。例如，書中有《太陽為什麼有黑子？ 》一文，被說成 "惡毒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至於《做豆腐為什麼要點鹵？ 》一文，為了說明鹽鹵有毒，舉了個例子說 “電影《白毛女》裡，貧農楊白勞被地主黃世仁逼得喝鹽鹵而自殺”，這被批判為 “美化地主階級，污衊貧下中農”。)
(3) 什麼是 “事實” ？ 什麼是 "真話" ？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寫了一本書，名為 "講真話"。封面印了一句話: "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國家的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 如果我們不知道什麼是 "事實" ，又怎能知道對國家不滿是基於偏見或個人利益? 又怎能知道 "歌頌國家" 的人是 "講真話"，真 "愛國" ，或 是利用人民的愛國熱情 以謊言欺騙我們 (例如，利用人們喜聽好消息的心理，將壞消息加以美化) 以便自己謀取利益呢 ？
季羨林也寫了一本叫《牛棚雜憶》的散文隨筆文革回憶錄 (註: "牛棚" 是個文革時期的用語，原為飼養牛的棚子，文革時常指羈押受害者的地方)。有興趣者可以參考本網站的 "知識分子的認知迷亂" 網頁 (連結暫時刪除)。此外作家巴金也在文革後出版了《隨想錄》，主要記錄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歷、見聞與感想。本網站的 "摧毀一個善良真誠的靈魂" 網頁有介紹這本書 (連結暫時刪除)。
最後問題:
讀完這些相互矛盾的 "事實" 後，我們能知道什麼是真正的 "事實"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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